艾滋病人手术难问题京穗调查

　　在艾滋病人们为一个小手术求医无门的同时，医生们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他们缺乏艾滋病人的手术经验，也缺乏有针对性的防护措施。

　●在传染病医院，荣仔每天吃着昂贵的抗病毒药，期待着血液中的HIV病毒降下来，去另一家曾给他承诺的医院做血管瘤手术，但那家医院的医生已肯定地说，他不可能回来，除非病毒已没有传染性。

　　●北京佑安医院成功地为托马斯实施了腰大肌脓肿引流手术，但他的病根没有消除，没有骨科专家愿意为他做骨结核切除手术。

　　●王女士在临产手术前验出HIV阳性，她随即受到“特殊”护理，没有人愿意为她的女儿打预防针，因为新生儿HIV检测也呈阳性。

　　

　　　“他们说，如果我的病毒降到没有危险性的程度就可以给我动手术。”

　　荣仔(化名)的左腹股沟动脉长了一个拳头大的血管瘤，随时可能破裂。在动手术的前两天，他被检测出HIV抗体呈阳性，随后，广东省某医院将他转到专门收治艾滋病人的广州市第八医院。

　　在该医院，荣仔已经住了20多天。每天他都要吃昂贵的抗艾滋病毒的药，以降低血液中的HIV病毒含量。广州市第八医院的条件不足以处理血管瘤，荣仔仍然希望尽快回广东省某医院动手术。

　　“他的血液里基本已经测不到HIV病毒了”。11月24日，广州市八医院艾滋病科主任医师蔡卫平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抗病毒，荣身体内96%-97%的病毒已经被杀掉了，“HIV不在血液里，动手术时，医护人员受感染的机会就小得多。”

　　“但是，广东省某医院给不给他动手术，还是个问题。”蔡卫平已经不是第一次遇上类似情况。

　　荣仔的血管瘤

　　能否考虑出诊呢？该医生坦言：“我自己还没有说服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心理问题———风险太大了。如果你们实在没办法，而我到时候又说服了自己的话，我可以考虑出诊。”

　　“这个病人是被别的医院骗过来的。”今年11月18日，广东省人大代表到广州市第八医院视察时，一位医生指着荣仔说。

　　这句话让荣仔一夜失眠，“如果抗完病毒他们还不给我动手术，干吗还要让我花这么多钱来吃这么贵的抗病毒药？这个药一吃就得终生吃下去的。”他现在一个月要吃掉1000多元的抗病毒药。

　　荣仔11月2日住进广东省某医院。此前，他曾经往左腹股沟的静脉上注射毒品，9月份，发现这个部位长了一个拇指大小的肿块。入院时，他“左下肢肿胀、乏力、无法行走”，检查之后确诊为动脉瘤，被要求立即住院，准备11月7日动手术。3万元的手术费，当时就交了。

　　11月5日，主刀医生告诉荣仔：经过查验，医院不能确定荣仔是否患有艾滋病，必须转到广州市第八医院检查，“等没有了病毒再帮你动手术。”手术费也退了回来。

　　荣仔的母亲说，医生当时的态度非常和善，还专门给他们开了一份《住院病案出院记录》，记录了荣仔住院医疗及出院时的状况。

　　该《记录》上写明：“了解患者病情，查HIV试验呈阳性”；“与医院及家属商量后，转送传染病院进一步治疗，已报告医院，已填传染卡，请示上级医司，予以转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左股动脉动脉瘤”，出院情况为“神清、精神好”。

　　荣仔的母亲当时曾询问主管医生：“是不是病毒没了该院就可以接受荣仔动手术？”对方的回答是，可以接受，只要广州市第八医院能够开张证明，证明没有病毒。

　　11月25日,荣仔的主管医师———广东省某医院外科黄医生承认,当时确实对病人家属有过承诺,但前提并非“病毒降低到没有危险性”,而是“没有传染性才能够做”。

　　事实上，HIV病毒在目前是不可能完全消灭的，传染性也是肯定存在的，因此黄医生说：“荣仔不可能再回到本院动手术。”

　　蔡卫平曾提议：实在不行的话，市第八医院可以提供手术室，只要医生同意过来出诊就行了。

　　对此，黄医生则表示：“没有必要，广州有专门的肿瘤医院的医生。”

　　同一天，记者以艾滋病患者朋友的身份，向广东另一家省级医院肝胆外科的一位医生求询。这位医生说，这只是一个小手术，但由于涉及到艾滋病问题比较复杂，必须各个部门都问一下。

　　半个小时后，这位医生回复：一方面是医院本身科室的消毒室不行，一方面护士长和领导都认为这个手术牵涉到太多问题，不能接受，“手术肯定要见血，普通医院都害怕。”

　　能否考虑出诊呢？该医生坦言：“我自己还没有说服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心理问题———风险太大了。如果你们实在没办法，而我到时候又说服了自己的话，我可以考虑出诊。”

　　说起儿子，荣仔的母亲声泪俱下：“血管瘤随时会爆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儿子等死啊。钱不是问题，我们只想求医……为什么不能给我儿子一条生路？”

　　“我确实见过更悲惨的案例。”蔡卫平回忆，两年前，广州市第八医院收治了一名30多岁的艾滋病男患者，“与荣仔一样，也是腹股沟血管瘤。”

　　蔡卫平介绍，住院之前病人已求诊了几家医院，住院的几个星期里，他也帮着四处联系医院，但没有一家愿意接受。“直到有一天，病人血管瘤破裂，血喷涌而出。由于破裂范围比较大，怎么也压不住，半个小时后，血喷完了，病人就死了。”

　　“本来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动手术的。”蔡卫平说，艾滋病科只能处理内科问题，广州市第八医院的外科医生也只是普通的外科医生，动脉瘤破裂出血等外科情况超出了他们的处理能力。

　　佑安医院的四例手术

　　“由于免疫系统的问题，艾滋病患者感染合并症的几率比正常人高得多，其后果往往是致命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手术在一些非常有名的大医院之间踢来踢去。”

　　今年9月11日下午，北京佑安医院，来自广州的艾滋病患者托马斯(化名)完成了他的腰大肌脓肿引流手术。

　　“手术很成功。”主刀医生林栋栋说，“但托马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出现脓肿是由于一个骨结核病灶在托马斯的腰椎里不断扩大。今年3月开始，他的腰部每天剧痛3个小时,下午到晚上定时发烧六七个小时，体重骤减10公斤。在广州市第八医院，托马斯打了两星期的抗生素，烧退了，身体也基本稳定下来，但在背部肿起了一个拳头大小的脓肿，CT检查结果是骨结核。

　　当时，专家小组的意见是应该及时进行手术治疗，但和荣仔的情况类似，广州八院无法施行骨科手术，除此之外，托马斯找不到愿意为他开刀的医生和医院。一位网友曾为他找过一个骨科医生，得知真情后，这名医生跳起来说：“你想害死我！”今年6月，黑龙江一位医生曾表示愿意为托马斯动手术，但医生所属的医院则坚决拒绝。

　　“医院对艾滋病人的拒绝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艺术。”托马斯说，北京某大医院给他的答复是：“我们除了结核病，什么都收。”而另一位医生则建议，他根本没必要做这个手术。

　　事实上，在佑安医院为托马斯完成脓肿引流手术之后，他还需要进行第二步手术———骨结核病灶切除，但佑安医院没有骨科。

　　“跟很多专家都谈过了，一听说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死活不愿意来。”11月25日，佑安医院外科主任徐光勋说，两个多月了，尽管他们已努力多次，愿意做这个手术的外科医生依然没有找到。

　　从2001年到今年9月，佑安医院外科共收治了4位艾滋病患者，其中3例都是徐光勋亲自主刀。

　　“由于免疫系统的问题，艾滋病患者感染合并症的几率比正常人高得多，其后果往往是致命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手术在一些非常有名的大医院之间踢来踢去。”

　　徐光勋举例说，佑安医院收治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郑某来自马来西亚。“就是脸上一个小粉瘤，一个赤脚医生都能解决的手术，跑遍了马来西亚、泰国各大医院，没有一个医师敢治。”来佑安医院之前，郑某曾向北京一家赫赫有名的综合性医院求治，但很快被赶了出来。

　　艾滋病产妇问题

　　目前预防母婴传播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在产妇分娩之前以及婴儿出生后及时服用AZT或者奈韦拉平，这可以大大降低婴儿感染率。没有吃这两种药的话，母婴感染的几率是30%左右，而通过吃药加上剖腹产以及不用母乳喂养，一般可以降低到10%以下。

　　2002年11月，30多岁的大龄产妇王女士到华东某大城市一家大医院剖腹产。王女士说，从进入产房到女儿出生，整个过程都很顺利，医生护士都很客气。

　　然而，第二天开始，王女士就觉得一切都变得异常起来。当天早上，一位医院护工穿着消毒衣带着手套进病房给她的婴儿喂奶。过了一会儿，同房的病人神色怪异地搬走了。每天例行的测体温医院单独给王女士发了一个温度计；王的衣服全部被消毒过……

　　经过一番追问，医生告诉王的姐姐，医院在进行剖腹产前对王进行了血液检测，第二天出来的结果显示：王是HIV病毒携带者，而且已经过防疫站确诊了。

　　“当时整个医院妇产科连清洁工都知道了，就我自己不知道。医院太不尊重病人了，这是严重的侵犯人权！”王女士说，她此前并不知道自己携带HIV，“我又没有输血，又不吸毒，怎么可能？”接下来的一切让王女士无法再平静：医生和她接触戴着手套，医院本来每天都要抱婴儿去洗澡的，她的女儿却被“遗忘”了。连正常新生婴儿都要打的预防针，医院都不愿意打，“说是我们小孩不适合打。”孩子后来是在其他医院打的针。第三天，王女士出院了，而一般产妇剖腹产后至少要住院一周。

　　王的女儿HIV检测也呈阳性。“不过现在还不能确定，要等小孩18个月后长出她自身的抗体才能够确认是否受了感染。”王女士说“要是女儿以后查出来是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

　　在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中，母婴传播占有一定的比例。而通过一定的产前产后干预，可以大大降低婴儿传染的几率。然而由于普遍存在的歧视，女艾滋病患者往往缺乏必要的咨询和指导。蔡卫平认为这是一个急需引起社会关注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位女患者在广州市第八医院艾滋病科进行分娩，每次都是到临产的时候由该院联系广州市妇婴医院派医生过来。

　　“这对产妇很不公平，她们没法享受到正常人都有的产后护理服务。”蔡卫平说，还有一些孕妇患者，最后只能偷偷跑到乡下去分娩，而那里的医务人员几乎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接生，“这样其实无论对医务人员的保护还是对产妇婴儿都不利。”

　　蔡卫平介绍，目前预防母婴传播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在产妇分娩之前以及婴儿出生后及时服用AZT或者奈韦拉平，可以大大降低婴儿感染率。没有吃这两种药的话，母婴感染的几率是30%左右，而通过吃药加上剖腹产以及不用母乳喂养，一般可以降低到10%以下，发达国家这个几率甚至可以降低到3%以下。

　　艾滋病人的孤岛

　　“一般因为性传播途径和血液传播感染的艾滋病患者比较正常，也积极配合治疗，希望早日康复。而很多吸毒的艾滋病患者，‘自己都放弃了自己’，比较难管理。”

　　在艾滋病科当了10多年的医生，蔡卫平对许多艾滋病人受到的医疗歧视深表无奈。“很多病其实是小手术，但人家就是不愿意给他们做，主要是心理压力。”

　　蔡卫平说，他所在的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对于许多艾滋病人来说，已经成了他们在海洋中的孤岛。”

　　一旦发现艾滋病患者有什么小毛病，无论是外科或内科都送到该院艾滋病科。交叉学科处理的情况经常发生，比如病人生小孩、新生儿的观察护理、合并肿瘤病人的处理等等，而车祸、外伤、动脉瘤破裂出血等也往这里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