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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人手术难问题京穗调查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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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广州第八人民医院感染一科对病人实行的比较宽松的管理方式，“像普通病人一样，”病人出入自由，对病人的探访也是自由的，除了极个别病人患有开放性结核病的，医生会提醒家属或者探病者，而一般医务人员查房等都没有戴口罩或者手套。

　　与其他科不同的是，感染一科(也即艾滋病科)对病人的分泌物、用过的注射器、标本等的处理要严格得多。注射器每次用完之后都要先用消毒剂浸泡之后再做处理，粪便、血液等标本的处理更谨慎，病人所有的污物都要经过消毒剂浸泡并且分开放。为减少院内的感染，病房每天都要进行一次消毒。感染一科的床单、病服基本上都是专用的，每次都是用消毒剂浸泡过之后单独洗涤，以避免与其他科的病房混淆。“这些东西经过浸泡之后就不会有任何传染性了。”

　　艾滋病科的病房由一条通道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左边病房的病人经常互相串门，聚在一起抽烟聊天；右边的病房静悄悄，病人们大都不愿意面对镜头。左边的是吸毒感染的，右边的则是因为性传播途径和血液传播感染的艾滋病患者。11月24日，市八院艾滋病科住院16名艾滋病人中，有2/3是吸毒感染的。

　　蔡卫平介绍，在去年年中以前，艾滋病科并没有这样的“泾渭分明”，不同渠道感染的病人都是混住的。但是，由于吸毒感染者即使住院以后还经常在卫生间吸毒，或者聚在一起吵闹，毒瘾一发作起来性格都会扭曲，没有吸毒的感染者受到的威胁很大。因此，在感染一科(艾滋病科)成立半年之后，医院对病人实行了分开管理。

　　“一般因为性传播途径和血液传播感染的艾滋病患者比较正常，也积极配合治疗，希望早日康复。而很多吸毒的艾滋病患者，‘自己都放弃了自己’，比较难管理。”艾滋病科的一位护士说。

　　医护人员的恐惧和防护

　　“一旦出现意外暴露，接触到病人的血液，要第一时间去验血。其实，有没有被感染，要几个月后才能检验出来，但是，这管血却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以后证明你‘清白’的铁证。”

　　在蔡卫平看来，为艾滋病患者做手术有一定风险，但只要做好防护自己小心就不会被感染，而且艾滋病毒很脆弱，一般的消毒剂就可以将之杀灭。

　　佑安医院感染科医师张彤也有类似看法，“医护人员之所以对艾滋病患者敬而远之，缘于对艾滋病的恐惧和认知不足。”

　　但另一个事实是，托马斯的主刀医生林栋栋做完手术后，心里并不踏实。他说，自己一直瞒着同在佑安医院做护士的妻子，直到好久没什么事了才轻描淡写地说出来。

　　林栋栋今年32岁，医学博士，他坦言：“那天正好徐光勋主任有会，就让我主刀。这是我第一次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心里直犯嘀咕：万一感染了怎么办？考虑到是科里安排的任务，也只能干。”

　　护士江永丽在佑安医院外科手术室做了14年的护士，参与了医院所有4例艾滋病患者手术的护理。她回忆自己第一次参与艾滋病人手术时的心情说，“当时心里直嘀咕：真倒霉，孩子这么小就碰到这事！”“回去跟家里一说，爱人从此就不让再干一点家务活：怕我碰破了留下创面。”

　　外科病房年轻护士刘婕也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护理刚做完手术的艾滋病患者的情形：“引流管里体液好多，我脑子里只想着：千万别碰上体液。”

　　徐光勋说，从2001年开始给艾滋病做手术至今，他一直瞒着家人：“不能告诉他们，会担心死的。”2002年，徐光勋在给一位艾滋病患者做阑尾周围脓肿切开引流手术时，手指被手术刀划破，心里一直非常恐惧：万一感染了怎么办？人家会不会往歪处想？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事了心里才踏实。

　　在佑安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新秋的工作手册上，详细地记载着工作人员手术误伤的情况，外科主任徐光勋受伤最多，被扎伤、割伤达4次。“平时好多次他们都不说，也没记。”

　　“正是因为对艾滋病认知不足，医护人员缺乏相应的防护知识。”徐光勋说出了问题的另一面，目前国内尚缺乏一套艾滋病手术的防护规范，“我们是按照病毒的防护知识准备的。”

　　江永丽介绍说，目前他们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时的防护用品已实现了全部一次性，医护人员一律戴两副一次性橡胶手套，平时只有一副；身穿的防护服为一次性防水无菌手术衣，平时为消毒后反复使用的棉布防护服；要戴上一次性防护眼镜，平时一般不戴。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作用，就像SARS肆虐期间，有的医护人员穿6层防护服还是提心吊胆一样。两副手套也一样可以被割破。”徐光勋说，“目前没有更具有针对性的防护措施。”

　　同样的问题存在于广州第八人民医院，蔡卫平介绍，感染一科医务人员流动性相当大，全科22人，除了4名主要医生固定外，其他的医务人员都是轮换的。至今，今医院已经有15名医护人员(2名医生13名护士)在操作过程中，发生被艾滋病人血液污染的针头误伤。

　　13名护士都已经离开了感染科，感染科的护士长说，“虽然发生误伤后，我们会做一年的跟踪，目前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没有被感染的现象，但毕竟心理上有阴影。”

　　“宁肯感染SARS，也不愿意感染AIDS。”这是SARS之后感染一科曾经流行的一句话。“在这里工作，最大还是可能会受感染的压力，”一名护士说，“一旦感染了AIDS，人们往往把你和不良行为挂钩，才不管你是因为职业原因以外感染的呢。”

　　蔡卫平说：“我们院长经常告诫我们，一旦出现意外暴露，接触到病人的血液，要第一时间去验血。其实，有没有被感染，要几个月后才能检验出来，但是，这管血却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以后证明你‘清白’的铁证。”

　　两种恶性循环

　　“国内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医护人员越是怕做艾滋病手术，就越是无法认知艾滋病，越是不了解艾滋病，就越是怕做艾滋病手术。”

　　“正是通过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医护人员才最后认识到其实艾滋病远没有想像得那么可怕。”11月25日，徐光勋说。

　　徐介绍，当初在给托马斯做腰大肌脓肿引流手术时，曾试着查找一些参照资料，结果发现国内没有任何相关资料论题，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网站上却发现有3000多篇与手术有关的学术文章，其中关于艾滋病合并结核的文章就有100多篇，艾滋病患者做心脏搭桥、肝移植手术的都不少。

　　“国内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医护人员越是怕做艾滋病手术，就越是无法认知艾滋病，越是不了解艾滋病，就越是怕做艾滋病手术。”徐光勋说。

　　另一种恶性循环是关于歧视。蔡卫平说：“医务人员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实际上是最需要纠正过来的，因为他们的态度反过来会影响到其他市民。与此同时，社会人群对艾滋病的认识不足，也反过来令医院害怕影响到其他病源。”

　　要改变这种状况，蔡卫平提出，首先要让普通市民知道这种病的传播途径，说明艾滋病不会通过空气传播，从而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制度，比如对拒绝艾滋病人的医院或者医生进行惩罚，导致艾滋病人因延误治疗而致残或死亡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等等，甚至可以参考目前普遍实施的“受诊医生负责制”，第一个接触病人的医生要负责到底，而不是一推了事。

　　同时，蔡卫平认为，还应该加强医务人员保障机制。他建议由政府拨专款对从事艾滋病工作的医护人员给予补贴及购买专门的保险，一旦因工作意外感染HIV，要为他们日后的生活提供足够的保障，免除这些医护人员的后顾之忧，稳定防治艾滋病的治疗队伍。同时在经济分配上，向从事艾滋病的医护人员倾斜，使他们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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