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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艾滋病与卖淫人员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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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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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AIDS的高危人群
E被确认为二期梅毒后，十分恐慌，但当她得知梅毒并不难治愈时，就问医生："如果在一个月内不治疗，会有什么大的后果？""后果很难说，但你身上的皮疹会很快消失。"医生未加思索地回答。"我想一个月后再治疗。"
一个月之后，E又来到医生处接受治疗，她告诉医生，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在一个月时间之内，她共与40余人发生过性关系，即使在月经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在每次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时，她都是积极主动，用尽心机，尤其是对熟客。E对医生说，如果梅毒真的像书上说的能通过性交传染的话，在一个月内，与她发生关系的男人都躲不过去。
青岛对15名性工作者的调查中，15人都认为，从事这一行业，即使认真预防，患性病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患有性病，有10人表示会治好后再工作，但2人表示会在治疗过程中同时接客，1人表示不查不治疗，而且会报复男人。上海的被调查者当中，也有68．2％的人表示，假设自己感染艾滋病，不会将实情告诉他人；9．1％人表示，感染艾滋病后，会继续卖淫，13．6％的人表示，自己会把艾滋病有意传给他人。"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不如多死几个。"由于性交易中报复社会的情绪和行为存在，正是中国社会学工作者和医学工作者等对卖淫这一特殊行业和从事这一特殊行业的人群进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中国目前公布的HIV的携带者的人数为30万，据世界卫生组织推算，到200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数将增加到200万。而每个艾滋病患者的医疗费用是8～10万元，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性活动中，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主要方式之一。但调查显示，只有29．2％的人坚持每次都用安全套。上海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对艾滋病的认识并不全面，认为性交会传播艾滋病的71．7％，认为肛交会传播的占54．4％，认为口交会传播的占46．1％，认为输血会传播的占72．7％，认为接吻会传播的占47．4 ％，还有7．1％的人认为握手会传播，28．6％的人认为蚊子叮咬会传 播，11．7％的表示不知道。
相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和武汉等地而言，广西一些地区的情况却不容乐观。调查者调查的所有"红灯区"内的小姐，兼具小姐和二奶身份的女性，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而且不用安全套绝不接客，包括包租自己的香港男人。但广西山里的妹子，几乎都不能使用安全套，除非客人自己带来用。她们得了性病后，至今还很糊涂，不知道自己究竟得的是哪一种。来自穷乡僻壤的女孩，贫困化程度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她们得知安全套价格最便宜的3元到5 元，贵的有几十元，并且知道每个只能用一次，觉得成本太高，消费不起。她们首先保证的是吃饱、日常开支和廉价的包装行头。
研究者称，如果不做好艾滋病的预防工作，卖淫女性就可能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中介，因为与她们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是一个群体。
谁应是"严打"的对象？
就中国目前执行的对卖淫嫖娼现象严厉禁止、坚决打击的政策，90％的人认为是正确的。如果从预防艾滋病的角度说，严打会带来什 么？由于主流社会对买卖淫现象持一种否定态度，在严打期间，很多患有性病甚至艾滋病的妓女、嫖客不敢去看病，为疾病的交叉感染埋下了隐患。
在卖淫行业有一句话：东方不亮西方亮。在中国，不可能所有的警力都用来"打黄"，大城市严打时，卖淫者会向小城市转移，甚至有的人会跨地区转移，这又是可能造成疾病蔓延的一个因素。中国目前的行政法规定，卖淫、嫖娼的最高罚款数额为5000元人民币，劳动教养半年至两年。对于卖淫女性而言，被抓的人大多经济状况并不好，如果被罚之后，她们只能更加努力地去做这一行，会形成越罚越做，越做越罚的恶性循环。在妇女教养所，主要实行的是劳动改造。高强度的劳动，更加深她们对体力劳动的畏惧。此外，社会上的歧视，使得她们难以找到合适的职业。上海的调查者在访谈中发现，有49．4％的表示如果有正当的职业，她们将不再从事卖淫，而有46．1％的表示很难说，有4．5％ 的人表示还会去干。而实质上，不少女性在劳教释放后几乎立刻就重新开始卖淫。
在严打过程中，主要是对卖淫妇女的打击。据来自上海、武汉、 杭州、广西、南京的调查表明，嫖娼者被罚款的为多数，被收容教养的极少。南京社会科学院的王金玲女士建议成立男子收容教养所，对嫖娼的男性进行教育。社会学者认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应该是强迫妇女卖淫的"鸡头"、"皮条客"。
此外，要严打强迫和引诱未成年少女卖淫，以及引诱未成年人与卖淫者发生性关系的事件。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有人建议，设立红灯区，一切都公开化，在红灯区工作的人要领上岗证，并做相应的健康检查才能上岗工作，这样能防止疾病的蔓延。反对者认为，如果这样做将会导性服务业转为更加隐秘的地下状态，更无法控制疾病的传播。武汉妇教所的刘新会先生认为，开放"红灯区"只能将涉世未深的妓女管理起来，而大量的、高级的、有"能量"的妓女不会"应邀入瓮"。仅对这样一小部分人进行健康管理以求达到控制社会上性病、艾滋病的流行与扩散，效果可想而知。而在传统人伦观念极强的社会，还远未达到容忍卖淫嫖娼者公开出现在自己眼前的地步。
潘绥铭先生也认为，"红灯区"并没有把小姐当作平等的人和普通劳动者来看待，因此保护小姐的基本权利也无从谈起。社会学工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还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流动人口不断增加，过剩的流动人口为商业性交易设立了前提条件。
中国权威的媒体也提到过一个统计数据，目前中国涌入城市的农村打工妹有大约1800万左右，平均年龄不到23岁，文化水平低于初中，其中又有90％的进入服务业，这部分人也将是从事卖淫业可能性较大的人群。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港澳台来的，以及外国的投资者和管理者，也有性的需求；其次，暴富的人不断增多，消费的畸形化还在继续；其三，中国男女人口比例失调，据1996年统计，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2000万；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金钱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从防治艾滋病的角度看，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预防疾病还是纵容教唆？
因为"买卖淫"的问题涉及到"性"，而其中又牵涉到社会和人本身很深层次的问题。研讨会上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性"是人类发展的需要，卖淫这个行业的存亡也不是人为可决定的。
鉴于中国的法律不可能承认买卖淫的合法性，在研讨会上，更多的社会学家从有效防止疾病流行和交叉感染的角度，认为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对卖淫采取一种"两非"的态度，既不承认其合法性，也不完全认为其非法，以便采取最有效的方法控制疾病的流行蔓延。专家认为，应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进行性交易的人群提供教育和帮助。上海的研究者提出，中国妇女组织应设立专门机构，帮助进入娱乐业的小姐，在她们进入娱乐业之前，就向她们说明进入这个行业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会带来哪些伤害。 这样做，不是宣扬卖淫行为的合法，也不是鼓励和怂恿，而是持一种更为现实、冷静的态度，避免社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这种帮助是迫切的，专家建议主要动用民间组织的力量。不仅在从事性交易人群中提供预防性病和艾滋病的知识，而且在她们从良的愿望时，能为她们提供就业机会；在电视节目中增加相关的公益性的广告、在各大酒店和旅馆的房间放置安全套和关于艾滋病的宣传材料等等。
据悉，在有可能涉及性交易的场所，连云港市已实行性病监测合格证制度，对涉嫌卖淫的女性实行性病健康查体证制度；福建、海南、广东、山西的太原及四川、山东的一些地方实行娱乐业小姐的上岗证制度。专家评论说，这是性服务行业由无序走向有序的前期。
今年一月，中国卫生部等九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如果在女性包里发现安全套，不能当作卖淫的证据之一。上海已正式开始实施这一规定。青岛市性病研究中心严厉禁止医生随便指责病人，规定只能做一些善意的劝说。而在1986年，有关文件还规定：如果发现卖淫、嫖娼者要报告公安机关。许多与会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 渡阶段，伴随着多种经济体制共存，价值观的多元化会自然而自然地出场。为了有效地防止艾滋病，性病流行，蔓延，肆虐人类，首先要面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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