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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痛——中国首份艾滋病人完全记录(二五)

来源：涂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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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很敏感，说：“泰国电话！”我赶紧拿起分机，听到阿弟的声音：“爸爸，我在这里好艰苦哦，虽然哥走的时候给了我一点钱，也早用完了。阿爸，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你能不能在香港姑妈那里挪用２万块港币借我渡过难关？我想创业，做服装买卖生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父母都没有听到过阿弟的声音，断了线的风筝又回来了，只是那根线十分脆弱，不过是通过空中传送过来的千里之外的声音。

    父母静静地听着，他们让他说个够，害怕一旦这边发出声响，把空中的线碰断，风筝会再一次飞远，飞不回来……“你们怎么不说话？”阿弟的请求没有得到明确的同意，心里很不踏实。

    我不能体会父母的心情，不能领会那一份牵挂隔山隔水的沉重。听阿弟唠唠叨叨，听到我不耐烦的时候，我骂他一句：“你永远是寄生虫！”他听到我的声音，说，“管你什么事？我在跟我爸说话。”我严厉地告诉他：“在我家中，你休想拿一分钱。”我还在恨他。

    我爸猛地“咳”了一声，很恼怒我的半路杀出，破坏了家庭空中联络的气氛，甚至很可能打断了重要信息的传递。在他老人家看来，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回到他身边，他一块石头落了地。

    阿弟还在异国，他能不牵肠挂肚？父母对子女总是矛盾的，希望他们个个翅膀硬，在国外的天上都飞得高，又希望他们不要飞得太高，太远。

    说白了，最好是既要有出息，又不要隔海隔洋地看不到人。阿爸是对的，我差点中断了这个十分十分重要的救人的电话。电话是从曼谷的一所监狱里打出来的。泰国是个禁赌的国家，甚至不像香港可以开麻将馆。今天，阿弟在桌球室赌钱，被差佬抓到，通知他太太去保释他。

    他太太无法筹集那么多保释金，那么，一个没有有效证件的华人，一个没有当地熟人关照的打工仔，只能在那种地方把牢底坐穿。万般无奈之中，阿弟用太太的手机给潮州老家打电话，借给他２万元钱，保他一条命。

    阿弟对我爸说：“远水救不了近火，如果不能向泰国的朋友借到２万元，担保我出狱，我将在２４小时内被驱逐离境。阿爸，救我！”阿弟搁下电话，我妈立马站在我爸面前，眼望着他，张嘴结舌不说话。

    我注意到，她眼眶内有闪闪的泪光。阿爸不敢看她，低着头，在原地站起来又坐下，抓起电话，拨通曼谷彩虹旅行社的电话，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请他们务必立即救人，以后他会重谢的。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轻轻地舒了口气，端了一杯茶在我妈面前，按住她的肩说：“坐坐，莫要急，山不转水转。”就在这个时候，我感到有一种温暖向心里走去。

    第二天黄昏，阿弟从曼谷一直飞到汕头。阿弟被驱逐回大陆，并没有忘记亲情，从泰国带回２０公斤大芒果，却在进关时被动植物检疫部门扣留了。

    但是，遗憾和不解的是，阿弟竟然没有做卫生检疫，他可是个ＨＩＶ携带者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疏漏。

    但是，弟弟仅仅在国内呆了３个月，又重新返回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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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我已经查出得了艾滋病。就在我看着弟弟一天天消瘦下去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弟弟也得了艾滋病。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我再次踏上了让我传染上艾滋病的泰国，在那里治疗。在曼谷机场，阿弟在出口处接我，我们打的回到他家。他的女友，已经烧好了饭菜，还备了点酒，为我接风。这是一个蛮不错的泰国妹，温顺，知礼，勤快，善解人意。关于她与阿弟相恋的故事，我想明天再说给你听，今天太晚了。饭后，泰国妹在屋后洗涮碗筷，我把阿弟拦到门口，说出我到泰国来的实情，告诉他我得了ＨＩＶ，不知怎么染上的，反正是在泰国惹的祸。

    我是到这里来治病的，估计经过鸡尾酒疗法，还能活个三四年。快死之人，想将人生未亡之事交付给他，特别希望他能健康地活下去，我死后由他孝敬父母。他抽着烟，听说我得了世纪绝症，一口烟呛在喉咙里，半天咳不出来。一屋的烟味，一屋的愁苦。

    我当即劝他把烟戒掉，希望他也去检查，看看是不是患了艾滋病。他瞪我一眼，说：“神经病！你以为你得了艾滋病，全世界的人也都会得艾滋病！”

    大概是第二天吧，他背着我打电话给香港的姑妈说：“老大完蛋了，一只脚都进了鬼门关，我家惨了……”话没说完搁下电话，把个姑妈丢在云里雾里，急得她到处打电话问我家出了什么事情。就是这个阿弟，一直安慰我，一面尽可能地照料我的饮食起居。听他口口声声喊“哥”，我觉得我的病都好了一半。

    那时候，我定期到医院检查，拿药，回阿弟家吃饭，静养。多亏了他们的关照，我要谢谢这对同居的年轻人。那时，他生意不好，手头很紧，没有办法交租，我将我治病的钱先给了他７５００元。

    第二天，他说商店地面是沙地，正值雨季，影响生意，假如用水泥刷一下的话，客人进来不会泥泞满地。阿弟说服我，希望把生意做大，才有钱帮我。

    我相信他想做生意是真的，他没有拿钱去赌，我又给了他１１０００元。他自备水泥和沙，赶在晚上９点半收档以后，将６０平方米的地方重新打理了一遍。

    阿弟拼命赚钱，很辛苦，每天平均赢利９００元。而我每天吃药就要花９００元，这样下去，阿弟无力支付我的药费。阿弟建议，不如叫嫂子到泰国来，一来可以照顾我，让我安心养病；二来可以让他腾出手来，全力打理生意，共度难关。或者，他回国照顾父母，水珊过来照顾我，把这个刚刚创下的产业给我和水珊。我否定了这个意见。我是一个到泰国来治病的人，万一不小心被移民局抓了，那还得了？出了什么事，起码弟媳妇是泰国妹，她能够以阿弟未婚妻的名义加以担保。我现在还在治疗，打理业务更是无从说起，我死活不同意。

    那时，我对泰国妹已经直呼小婶母了。我们潮州人称弟媳妇，一般都按自己小孩的口吻、辈分来叫的，那时，阿弟常不在家，我和泰国妹常常在一起苦捱。她睡床上，我睡地板上，中间用一只沙发隔开。她的服装摊在早市，阿弟常让她一个人去。我发现阿弟不仅没有帮助泰国妹做生意，还常常带着满身的酒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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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弟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我常常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艾滋病毒？他不肯。有时劝急了，他眼一瞪，嘴上不干不净地说：“我又要看店铺又要看大哥，两头扯死人一样，还不瘦？死了好，死了心不烦。”现在想来，他不仅是患了严重的恐艾症，也感到生存的强大压力。

    阿弟病倒了，我怀疑他得的是艾滋病。

    阿弟在我回国后不久，他也回家了。他和大妹合作开了一家小店铺。今年开春，他的身体不行了。

    阿弟常常出现头晕的症状。他说：“哥哥，我走起路来，脚很软。”我那时以为是他太劳累，加上常常抽烟的原因，劝他多休息。钱是赚不尽的。像我这样得了艾滋病，钱赚得再多又有什么用？不幸的是，他最后的６万块贷款也给别人骗跑了。阿弟想不开，整夜抽烟，喝啤酒，不睡觉，最后患了肺炎。辛苦操劳的阿弟终于病倒了。他在汕头医治了一段时间，忽然有一天，左眼瞎了；等到左眼好了，右眼又瞎了。

    大妹带阿弟去广州看医生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给在香港的未婚夫，谈起阿弟的病情，恰巧她未婚夫旁边有位医生，他对妹妹说，怀疑弟弟可能是艾滋病病人。艾滋病晚期会摧残到视网膜，我弟弟始终不相信自己会携带ＨＩＶ病毒。我大妹让阿弟做一个ＨＩＶ抗体确认检查。他始终不愿意。他最怕的就是ＨＩＶ。我觉得任何一个有可能感染得了艾滋病的人，不能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在沙子里，应该赶快去检查。这一点，请记者同志一定要强调一下。这个时候阿弟去检查的话，还来得及抢救，拖到后来，就来不及了。只要没有并发症，他还来得及采取鸡尾酒疗法，生命至少可以延长三年啊！假如他能通过治疗延长生命，我们家会不惜代价，我爸与我妈会将房产卖掉去治疗阿弟。我们必须给蕾丝生命的希望啊！

    从广州治病后回到潮阳老家，弟弟怕冷得要命，常常发抖。他住在家中２２天，一个澡都不敢洗，有热水器也不敢洗澡。家里有好多棉被，还要去买一个电插的热风机吹热风。

    今年３月１５日凌晨，我在深圳，忽然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一个神对我说：
“孩子，你不要先救自己，要救别人！”我想不通，为什么阿弟回老家一去不回。我清早起来就坐早班车往潮阳赶。这时，水珊也在潮阳，她在丈母娘家中治病。治疗那只手。

    阿弟病倒在厅房里，对我招招手，让我走进去，听他说几句话。他说：“哥，我希望你冷静，沉着，不要浮躁，好吗？”他全身发抖，眼神无光，有种异样的感觉。我过于乐观了，总觉得弟弟没事，因为家乡名医很多，估计弟弟的肺炎能够治好。我重新看了看弟弟，觉得他很可爱。他叫我赶紧去丈母娘家，去看看嫂子，代他问好，他说：“哥，我真希望你的生活能够安定下来，等我病好了，我们兄弟俩一起去打拼，重新来过，好不好？”我点点头。

    我去看望水珊，水珊将我臭骂一顿，她觉得我没事找事，乱浪费钱，我们已经失业了，没有必要乱跑一通，我跟她讲了那个噩梦，怕她有事，所以回来看看她。我想在她家过夜，她竟然不同意，我只好坐着长途大巴，回到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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