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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痛——中国首份艾滋病人完全记录(八)

来源：涂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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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一个人这么爱我，宁愿跟我去死，而她起码还有十年八年的寿命，即使她被我感染上病毒，我也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残忍地毁灭她的生命以及希望。我要鼓足生存的勇气，认真地想一想我到底是怎么感染病毒的。留一个清白给她。

    这么多天来，我第一次有了食欲。求生的欲望、很多寄托、很多理想、很多事情要做，我鼓起勇气，请水珊吃顿饭。我们在汕头嘉宾路的一家海鲜餐厅二楼坐下来，点了７道菜，我叫了两罐啤酒。

    我举杯时，对水珊说：“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你陪我喝酒！”

    我记得在此之前，我和水珊喝了两次酒。第一次是水珊生日，第二次是我工友结婚，我希望第三次的碰杯能够给我们带来永生。

    我建议我们碰杯。

    水珊终于长舒一口气，赞赏地盯着我，嘴边终于漾起笑意，说：“这样才好，你怎么想去死呢？刚才你说要死，想不到我嫁给一个绝望的老公，以前的你不是这样的，我是看到你绝望，我才失望想一死了之的！”我觉得，该是接近主题的时候了，我问水珊：“如果我是一个没有药救的人，你会不会和我在一起？”

    她说：“当然不会啦！如果你的品德是坏的，我不会和你走的。”我又问：
“如果我是无辜的呢？我给人家冤枉，要判死罪！你原不原谅我？”“要真有这种事，我不怪你，我还要为你打官司呢！我不惜努力，我要保护你！”

    听到这里，我赶紧痛痛快快地吃饭，她的态度这么好，我终于觉得我要更爱她。我要还我的清白，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想怎样给她道白，我不知道如何选择字眼才能清楚地表白我的内心世界，我想让她原谅我，我要将局势扭转过来。

    这时，我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只是把死吊在嘴边。我唠叨了半天，她开始怀疑我的人品。在我家里，她一直不开心。我妈最近在家里说她，说养了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这句话伤害了她。医生忠告过她，她做过人流手术，子宫壁破损，她三年都不能有小孩子。

    吃完饭后，水珊要去她姐姐家。水珊的脚步比以往慢了许多，她也许在怀疑我，一边走一边擦眼泪。我看着她的背影，无比怜惜。她这样一个无助的女孩子，又一次走到一条无助的道路上了。但就在这时候，她突然咧嘴笑了起来，那种笑容好古怪。她说，吃也吃饱了，我们搭人力三轮车吧。她叫了一部三轮车，我们从市区到市郊火车站下车，在候客广场上，她买了两支饮料，拉着我离开站台往铁轨上跑。我傻里傻气地跟着她在铁轨上走，远方传来火车运行的轰隆声，大概离我们身边还有五六十米的时候，她突然坐在铁轨上，想躺下来，说：“让我先走吧！我不要看到你……”

    我一看不妙，赶快抱起她，给她一个耳光。她误会了，以为我做了贩毒的事，不想看到我枪毙的那一天，所以想先死。我吓得大叫：“水珊，我会死，但决不是因为贩毒被枪毙，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你跟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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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险啦！我记得那天，火车司机还伸出头来看了看我们。我拼命地拽着她，将她拖回站台。半小时后，在我的哄劝下，我们回到了她大姐家。

    人真是奇怪，真要一同去死的时候，又退却了。

    从心理上说，这是一种病态，我干吗要让一个我爱的人和我一起去结束生命呢？我既然爱她，就应该让她好好地活着，我的气度哪去了？我的男子汉心胸哪去了？我开始为自己的想法后悔，我开始想着用什么方法让我可怜的水珊生活得更好。我要在自己死后，既不要她牵挂我，同时又有新的生活，这才是男人。

    炎热而漫长的深圳夏季已经无法抗拒地来临，自从和小路交往之后，我放弃了最爱穿的裙子，每次和他见面都穿着又长又厚的牛仔裤。因为，我害怕蚊虫的叮咬传播艾滋病。好几次，当我和小路静坐咖啡厅一隅，听他侃侃而谈时，我最怕角落里蚊虫的偷袭。当然，只要听见咖啡厅内高挂墙上的捕蚊器发出“噼啪”的声响，我便心花怒放。因为，又有一个蚊子奋勇“牺牲”了。

    后来，我采访了冯铁建医生和汕头的蔡翁义医生，这两位艾滋病专科医生都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蚊虫绝不会传染艾滋病。

    原来，蚊子一边吸血一边吐出自身分泌的汁液，保持血不凝固。换句话说，蚊子并不是把以往所吸食的血液注入下一个猎物体内，即使它刚刚叮咬过一个艾滋病人，再去叮咬一个健康人，两人的血液也不会传播。

    我对蔡医生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既然蚊子是疟疾、黄热病、登革热、脑炎等几十种病的“罪魁祸首”，为什么不能传播艾滋病呢？

    蔡医生说，两者的致病机理并不一样。蚊子叮上疟疾病人时，导致疟疾的病原虫随之进入蚊子消化腺内，发育繁殖后，再伺机“溜入”其他温血动物的体内。但研究已经证明，艾滋病毒并不会在蚊子体内繁殖，因此，也不可能传播。

    但是，不管蚊子是否传染艾滋病，我终究是害怕的，只要是和小路在一起交往，我还是穿着那条又长又厚的“范思哲”牛仔裤。整整一个夏季，我与长裤为伍被朋友们赞为“长裤党”。

    在泰国感染上了艾滋病

    小路在查出自己得了艾滋病后，一直都在尽力回忆自己是怎么感染上的。他心里明白，他不曾有过一夜风流，他不曾有过吸毒经历，他更不可能是母婴遗传。但是这个可怕的病魔就偏偏出在他的身上。

    就在后来重新回到泰国治疗艾滋病的时候，不经意间，他终于找到了答案。

    采访小路以来，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水珊长得漂亮吗？什么样的勇气使得她在得知小路糟糕境况时能够和他一起走向死亡且义无反顾？什么原因让她在得知小路患上绝症后还默默守候与他共同对抗艾滋病魔，从未有一丝一毫的唾弃？中国人常说的那句古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在这对鸳鸯鸟的苦难情爱中，怎么就找不到一丝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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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迈进了一位艾滋病患者的家中。那天，我去他们家，小路为了招待我，热情地放泰文歌曲给我听，他告诉我，那首歌是一个患了白血病的患者写的，曾经激励过许多患病的人，当音乐响起来，小路随着音乐咿咿呀呀地唱着时，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漂荡在小屋里，水珊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像一个普通人的妻子用情深如诉的眼光看着自己钟爱的丈夫。我想，假如不是绝症的入侵，这是一对多好的恩爱、祥和的夫妻呀！他们的深情让我羡慕，让我终于明白，在这个飞速发展、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真情是化解生活坚冰的惟一途径。

    “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是台湾罗大佑一首爱情经典，但是，小路与小珊的爱情，总让我发出这样的感慨———穿过你的绝症我的真情。

    一个盛夏的傍晚，小路向我讲述了他和水珊在泰国的生死爱情。水珊坐在我们的身旁，默默地落泪。她真正成了他向艾滋病搏斗的随军家属。

    我是不是对你说过，我在泰国打工的那家工厂的老板姓黄？这个黄老板很欣赏我，有点爱屋及乌，对所有我介绍给他的同乡都还不错。其实，他真是吃了豹子胆，用我们很冒险。

    因为我们都是非法驻留的劳工。在我所介绍前来的老乡当中，有一个与我同年龄的青年，到厂里两个月后，就到了１９８９年元旦，我们工厂放假，因为他还不会讲泰国话，请我带他上商店买一点礼品，给他最爱的人。

    那天，我建议他买了一条牛仔裤，他还让我帮他挑一张贺年卡，我记得贺年卡是一朵牡丹花上站着一只水鸟，很漂亮的一张中国画，他约我一同去，我以为他去看望女朋友，也就答应当一回“电灯泡”。

    他去的那间工厂离开我们厂足足有六公里，也是在曼谷的偏远地段。进去工厂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叫他，循着声音望过去，我看到一个很乖的女孩子，穿着短裤，弯着腰，在努力清洗防蚊纱窗。她一边洗，一边用潮州话打招呼：“你们自己泡茶呵！”

    我觉得奇怪，在异国他乡这样一个僻静的地方，怎么还有这么漂亮的潮州妹？我问他：“这人是谁？”没说出来的话是，是你女朋友吗？

    他笑着说：“是我妹呀！”

    我嗔怪他：“你连从潮州带一个妹来都不跟我说，你养得活吗？”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水珊，感觉她很勤劳。她给我们倒了两杯冰水，留给我的印象很难忘，事后，我对她哥哥说，在泰国我什么苦都吃过，从打杂工到替死人背尸体，这里并不像别人所说的遍地黄金啊，你还敢带妹妹来闯，真是不懂事？！

    他哥哥申辩说，没事，妹妹住在伯母家里，他们会照顾她的。

    假期是短暂的，工厂一开工，我们又忙起来了。过了一个多礼拜，有一天下班，他哥哥因为不会跟外面收费电话的泰国老板讨价还价的，请我帮忙。我们走到街口商店那里，我先讲好价钱，挂通电话，再将话筒给他，我在一边闲逛，待他打完电话后再帮他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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