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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的重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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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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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河南艾滋病人正在服用高耀洁教授带去的中药 Imaginechina/图
Thomas,是他向社会公开的名字,他是一个艾滋病患者,他曾死而复生,他从炼狱走来,当他心灵重新坚强起来的时候,他在帮助更多的人走出绝境。本报记者最近采访了他,用第一人称记下了他发自内心的诉说—— Thomas的重生记
口述/Thomas
采访整理/南方日报社驻京记者 南香红
世界的大门向我关闭了 通往抽血室的走廊又窄又长,仿佛总走不到头。化验单上是一列列名目,我突然看到了HIV这一项,霎时,我的思维有一个停顿,因为我知道这一项化验的是什么。 去年初,我从东南亚某国回国,身体一直有点问题,中医西医治疗都没有效果,5月,我已经终日咳嗽不止,原来的工作也不得不暂时放弃。 一天我的高中同学、现已是一名外科医生Z说:“我担心你得的是别的病。不能再拖了,你明天到我们医院来,我带你去验血。” 第二天一早,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你的HIV初筛检查有问题,我们需要把你的血样送到防疫站去确诊,请来补交500元的检测费……” 我怀着最后一丝侥幸来到医院。免疫室里有几个年轻人正在聊天,一听说我找某某化验员,他们立即就知道我是干什么来了,脸色一变,立刻走开了。我一下子感觉到被人踩了一下,有一种莫名的心痛。 终于,一个女化验员打来了电话,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结果出来了,你来拿吧。”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询问,一切都不言而喻。这时我突然平静下来,异样地平静。 就在那一刻,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大门都向我关闭了。 那年我33岁,这应该是人心理生理都很强壮的年龄,但我却从生理上心理上都垮了。 有一次我到防疫站,接诊的是一位女医生。当我说自己HIV阳性时,本来端正地坐着的她忽然向后缩去,斜靠在椅背上,表情极不自然,似乎时刻准备着逃走一样。我的内心再一次受到打击。 她迅速开了一点药就打发我起身。见这情形,我知道这些药不会有什么效果,就懒得去取,径直离开了防疫站。 从防疫站回家,公共汽车上,两个乘客正在争吵:“你干嘛碰我,扶好点不行?”“你以为我很想碰你?谁知道你是不是有艾滋病!”“什么!你才是艾滋病……”我当时只感到呼吸困难,那些话好像一把把刀,每一个字都是冲着自己来的;而周围的乘客,也似乎都能看透我的身体,望见我血液里正在快速复制的HIV。 朋友都失去了,除了医生朋友Z,我的手机也几乎不再响了。朋友一个一个走开的时候,很难受,但也有心理准备。其实即使是别人都不知道,但作为一个感染者,自己心里的大门也关闭了。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他不敢到很多地方去,就像是自己的脸上写着两个字:“艾滋”。这局限了他们的生活空间。 我常常一个人闷在房间里看地图,专挑郊县看,一点点查过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希望在自己还能到一个无人的地方,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有花有树,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亲情是惟一的孤岛 我知道治疗可以活命,可我不想去治。我走过的路是很多感染者都走过的,一开始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到普通的医院去治,治了非常长的时间,花去了很多的钱,当发现是艾滋病的时候,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我本想一直瞒着父亲,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可是老人的感觉也是很敏锐的。那已是9月的一个下午,他问我:“你这一段到底是怎么了,有病要去看呀。”面对老父,一切的苦与悲突然毫无提防地涌了出来。我双腿软软地跪了下去,扒住父亲的膝盖,哽咽着说:“已经完了!没办法了。爸,好不了了。”听完我讲的话,父亲老泪纵横,摸着我的头说:“难为你一个人挺了这么久……” 父亲没有抛弃我,他毫不犹豫拿出几十年来节衣缩食攒下来的7万块钱,让我到北京佑安医院治疗。 我出院返家的第一天,父亲特意做了我最喜爱的菜,他拿出他的存折,说:“你收好,需要的时候自己去取钱。”存折里只剩3万来块钱了,我湿了眼眶,“钱都给了我,您呢?” “一个月两千元退休金,足够我们父子日常开销了。”父亲表现得很轻松。 一天,父亲问:“你还剩多长时间的药?”我说:“还有一个月,不用急。”我在撒谎,是为了不让父亲担心。实际上,我只剩五天的鸡尾酒药品了。我知道现在停药意味着什么:又回到治疗前的状况,又一次迈向死亡。 还是被父亲发现了,他问:“是不是药用完了?”我哑口无言。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钱就在你手里,你干嘛不用?” 我哭得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孩,“我想给您留着。现在停药和几个月后停药不是一样吗?” 父亲抽出纸巾给我擦脸,“你眼看就要好起来了,这紧要关头断药,岂不是前功尽弃?!赶紧买药吧!” 就在我身体一点点好起来时,父亲突然病了,肾衰竭,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父亲拉着我的手,流下眼泪,“爸爸不行了,你可得挺住!回家去,把剩下的钱都拿去买药吧!实在不够,把房子卖掉买药。” 我号啕痛哭,“爸,对不起!这么多年来,我累您耗尽心血,从未给您一丝快乐。”我紧紧攥着父亲身上的被子,趴在床边上苦苦哀求,“爸,您千万挺住啊!再陪我走一段行吗?没有您,我害怕!”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个月2000元,做一些文件的翻译。每周我只能工作四天,另外三天我得陪父亲做血液透析。 去工作前,父亲吩咐我给自己买一双皮鞋和两件衬衣。我的旧皮鞋已经裂口变形,不得不换,于是到街角的小铺买了一双40元的降价皮鞋。衣服没舍得买,旧衬衣只颜色不够白净而已,洗干净些可以对付。 亲情支持我往下走,但我知道很多艾滋病人连亲情的支持也没有,他们出了医院之后,惟一的去处就是流落街头,相比之下,我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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