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家园
王继勇是在出国期间因为行为不慎感染上爱滋病的,自打得了这个“不光彩”的病后,他就没有打算去医院求治,只是闷在家里,冥思苦想着离开这个世界的最佳方法。2001年12月1日,他正躺在床上,老父亲进屋对他说:“你出来看看,中央电视台正在播爱滋病的节目,有专家在介绍治疗爱滋病的情况。”
被父亲的诚挚所感动,他下了床来到大客厅,电视里正在播一位女医师的话:“感染者要有信心……许多很危险的病人我们都救回来了,有的还恢复了工作……”
王继勇像大海中的溺水者一样,终于抓到了一块小小的木板,他立即给那位大夫写了一封信。
信寄出七天后的一个中午,他接到了那位主任医师的来电,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具爱心的电话:“你无论如何都要来,有机会就要争取。你只要能带几千元住院的押金,到时候实在不够,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别灰心,一定要来啊,我在医院等你!”
这位AIDS患者终于见到了那位令人敬仰的主任医师——北京市佑安医院传染科主任徐莲芝教授。
67岁的徐莲芝是中国最早治疗爱滋病、治疗病例最多、治疗经验最丰富的专家之一。2000年,联合国秘书长柯菲·安南的夫人来中国了解爱滋病防治情况时,称赞徐莲芝教授是防治爱滋病的“世界级功臣”。在徐教授工作的北京佑安医院,为了让来这里求治的HIV携带者和AIDS患者有个温馨的家,他们创办了“爱心家园”。
入院后,王继勇在徐教授的关照之下开始服用免费中药。当时他的病情已恶化得相当严重了,经过化验得知,他的CD4不到20,是正常人的三十分之一!他不想再给徐教授增添麻烦,几次提出要安乐死,徐教授除了亲自给他父亲写信说明他的病情外,还对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这算什么?在我们这儿,比你严重的病人我们见得多呢,有好多人现在不是都好好活着吗?只要静下心来认真接受治疗,活下去的希望总是有的。”
在徐教授亲手创办的“爱心家园”里,王继勇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人间真情。这不仅是医生、护士的关爱,也是病人与病人之间的相互搀扶,相互鼓励,更是一批一批来到“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对绝症患者献出的爱心。
有一位常来“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姓葛,是一位汽车厂工人,他每月一次骑一个多小时自行车来这里看望病人,给病人们理发。大年三十,葛师傅还提着一大包东西,来与王继勇一起欢度除夕。
经过几个月的抗病毒治疗,王继勇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好转。他的CD4回升至104,他要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的念头也越来越坚定了。他在网上申请了一个论坛——《爱滋病人的交流》,而且很快与一些病友建立了联系。通过互相交流,王继勇让更多的病友看到了生的希望。
病人余波却没有像王继勇那样幸运。他从美国回国后,在检测出患有爱滋病之前,与妻子小王同床共枕了好长一段时间。徐莲芝教授好意请小王做一次血检,却挨了她一顿怒骂。余波的生命之烛终于燃尽了。在处理后事的过程中,徐教授总算说服小王来医院做了一次血检。可血检报告出来了,人却不见了影儿。
找了十几天,找遍全市二十几家大医院也无结果,徐教授只好求助于报纸,她在发行量较大的《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一则寻找病人启事:“……你的初检已有结果,还需要复查确诊,时间很宝贵,请速来看我,等你。徐莲芝启。”
医生的启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小王没有想到徐莲芝对自己这样一个普通病人如此认真负责,她安排好孩子后,主动走进了“爱心家园”。在“爱心家园”里,她同丈夫一样受到了徐教授的热情欢迎和精心治疗,但是,终于未能抵挡住爱滋恶魔的追杀。临死之前,她最担心的是孩子。徐莲芝送走了这对爱滋病夫妇之后,一颗无私的心又悬在了孩子身上。
在此之前,每送走一位爱滋病患者,徐教授就主动地与他们的家属断绝了往来。她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正是为了逝者的家人,因为爱滋病已经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不少的痛苦和烦恼,病人一走,家庭也该恢复平静;但这一次却例外,因为有一个孩子,还不知道她是否是一名HIV携带者。为了让逝者在九泉之下放心长眠,为了让生者明明白白地健康活着,徐莲芝又想尽方法找到了余波和小王的孩子,并抽取了血样带回医院进行血检。
孩子的血检呈阴性,直到此时,徐莲芝教授悬着多日的心才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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